(记者 牟昊琨)与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聋人协会原主席杨洋交流，你会忘记她是一位听力障碍者。清晰的发音、流畅的表达，以及对话中适时专注的目光，都让你能顺畅地捕捉她的每一个思想火花。然而，这份“顺畅”背后，是她对“信息缺失”这一听障核心障碍的深刻体会。
4岁时，抗生素药物中毒让杨洋的世界按下“静音键”。初一时，她为了知道老师上课时都在说啥，就一直盯着老师的口型看。久而久之，她练就了看口型辨音的绝活，就这样攻克了获取交流时的语音信息的难关。
1992年，她考入杭州大学数学系，成为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成立以来第一位通过平等竞争进入普通高校的听障大学生。毕业时求职碰壁，1996年《钱江晚报》发出《请给杨洋一个机会》的呼吁，引发社会反响。“给自己机会，也是给别人机会。”她说。
在杨洋办公室，桌上摆着一个人工耳蜗模型，还有一个实时更新的文档——那是听障朋友们发来的诉求清单。“读大学时，看到国外的一些新闻有同步字幕，我特别想推动国内的电视新闻也能普及。”这个念头在她心中埋了二十多年。
1999年，刚入职的杨洋负责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推动新闻节目加配字幕。2003起，春晚重播有了字幕，直播字幕却迟迟未实现。2023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正式实施，第三十条首次提出“同步字幕”，之前的条例写的是“字幕”。两字之差，是听障群体弥补“信息鸿沟”的一大步。
今年全国两会，杨洋的建议聚焦“可关闭字幕”——这是一种将字幕嵌入视频信号、观众可选择开关的技术。我国约有2.2亿人患有听力损失，60岁以上人群听力损失现患率约45%。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我们身边每6人中就有1人面临“听不清”的困境，老年听障群体高达1.13亿。电视是亿万群众获取政策信息的主渠道，更是老年听障群体为数不多的精神陪伴。但直播新闻、体育赛事等节目普遍缺乏实时字幕，听障群体获取信息往往滞后很长时间。
杨洋建议：在《广播电视管理条例》中明确电视台和新媒体必须同步嵌入播出可关闭字幕，特别是在应急广播、新闻、体育、重大事件直播等节目中;对直播同步字幕错别字宽容对待，听障群体容错率在20%以内;支持电视台技术试点，规定在我国销售的数字电视接收终端须具备解码呈现可关闭字幕功能。
这份建议背后，是杨洋持续的调研积累。2024年她在广州公交车上拿着本子记录：电子显示屏字体大小、颜色对比度、信息停留时长。2025年元宵节，听障人士王帆从北京地铁五号线雍和宫站换乘二号线，因电子屏幕未显示封站信息，反复坐过站耽误行程。这条求助短信让杨洋揪心，随即完善了关于推动城市公共交通工具报站显示屏规范化管理的建议，建议车载电子屏公共服务信息展示面积不能低于总显示区域的60%，站名显示字体高度不小于屏幕高度的1/8，单条信息持续显示时间不低于5秒。
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让杨洋的“破壁”行动从个体诉求升级为系统性推动。她的履职，擅长于细微处发现痛点，并联动多方解决。2024年春节她看完《哪吒2》，利用假期调研3D同步字幕效果，节后联系中国科学技术馆，不到10天该馆引进多部同步字幕版科幻电影，票务系统标注清晰。2023年她提交司法系统推广同步字幕的提案，很快被纳入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印发的《关于为残疾人提供更优质诉讼服务的十条意见》中，如今同步字幕已在全国省市级司法系统基本普及。
某运营商发行的面向听障群体的无障碍通信产品“畅听王卡”就是一个案例。最初，只是有运营商技术人员咨询，将“语音小秘书”(语音转文字服务)开放给听障人群，是否有用?杨洋和中国聋人协会的伙伴们敏锐地抓住这个“火花”，积极建议并将其推动为一项专门服务：让听障用户接电话时，对方语音可实时转为文字;打电话时，听障手语者输入的文字可转为语音播出，而听障口语者可以语音沟通。“这件事得到了企业的全力支持。”如今，这款产品已惠及无数听障者。一位曾主要依赖手语的朋友告诉她，现在可以独立打电话咨询、订车订房，“生活接触面扩大了好几倍”。
这些案例让杨洋深刻感受到：“科技不单单是让人‘听懂’，更是让人可成为更加独立、自主的人。”这也坚定了她的核心理念：信息无障碍不是小众的“福利”，而是“通用设计”。她常举例：电梯里的镜子方便轮椅使用者看楼层，普通人也能整理仪容;人行道的坡道方便轮椅，也方便婴儿车。“语音转文字，听障者特别需要，普通人开会记录也能节约时机。好的无障碍设计，惠及所有人。”
因此，她的建言不仅指向技术，更指向机制。针对部分企业觉得改造“投入大、收益不明”的想法，她建议将信息无障碍水平纳入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产品评优等体系，让其成为企业的“信用名片”。她认为，这不仅能服务特定群体，更能惠及老年人、临时伤病者等数亿“潜在用户”，是真正的“共赢点”。
在杨洋身边，也活跃着一批善于利用甚至改造技术的残疾青年。中国聋人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徐聪就是一位“破壁者”。他曾在演讲中分享，早年因听障，感觉世界“冷冰冰”，充满猜疑。直到语音转文字技术出现，他积极尝试，甚至和朋友们琢磨出用两部手机(一部免提、一部运行转写软件)接打电话的“土办法”，打破了沟通壁垒。现在，他能熟练运用AI工具，工作效率令同事惊讶。徐聪说，最大的转变在于观念，是主动寻找解决方案，而非“坐等帮助”。
杨洋十分珍视这股力量。“他们能直接把残障群体的真实需求和产品价值链接，带来无法替代的用户视角。”她鼓励产品设计方建立常态化反馈机制，邀请残疾用户参与设计测试。同时，她更鼓励残疾人自身：“认识并接纳残障，把它看作合作伙伴，然后热情参加社会共建。”
在职业教育领域，杨洋的调研足迹同样深入。她曾赴山东力明科技职业学院调研，关注残疾人职业技能培养与就业衔接。让她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一位从这里毕业的残疾人学生，凭借学到的医学专业技能，如今已在当地开办两家诊所，实现了从“受困者”到“价值创造者”的转变。这个案例让杨洋更加关注当前农村基层医疗人才队伍建设面临的结构性挑战。她发现，现有支持政策多侧重于村医队伍的“存量”部分，青年乡村医疗人才补充不足，正成为制约农村居民日渐增长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的重要瓶颈之一。为此，杨洋觉得应加强完善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加强以中西医结合为特色的高等本科教育。同时，允许少数办学历史悠远长久、质量优异的医学类高等专科学校升格为本科院校，面向基层农村定向培养全科医疗人才，从而为农村医疗卫生队伍输送更多高素质新生力量。
对于未来两三年，她最迫切的期待具体而微：“希望语音转文字的同步字幕能够普及，特别是在医院、法院、政务服务大厅这些关键时刻的场景里。”在她看来，当信息流动的“坡道”无处不在，残疾青年凭借能力而非照顾去竞争时，才是真正的“价值共创”。
杨洋的履职，正是用一次次调研、一份份建议、一个个推动落地的案例，持续叩击着那堵无形的“壁”，让更多人看见，无障碍环境建设的每一点进步，最终通向的是一个更包容、更平等的社会。
